地球彼端遇見「民族救星」:巴拉圭街頭的蔣介石

地球彼端遇見「民族救星」:巴拉圭街頭的蔣介石

圖/Flikr:Circuito Fora do Eixo

巴拉圭這個國家,對於任何一個臺灣人而言,至少有兩個特別的意義。

首先,巴拉圭是臺灣的「對跖點」(Antipodes;跖,音ㄓˊ)。對跖點是什麼?想像一下,生活在地球上的我們,其實都站在一顆球上。如果我們往地底下鑽、直直穿過地心,最後總會從地球的另一端重新回到地面。這兩個端點被地理學家稱作「對跖點」,它們的連線就是地球的球徑;於是你也不難猜到,從臺灣出發,無論往哪個方向走,距離我們最遙遠的地方就是巴拉圭。

可以到自己家鄉的對跖點去旅行,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爲什麼?除了因爲那是地球上距離自己最遙遠的目的地之外,也還因爲地球水陸分佈不均,絕大部份陸地的對跖點,實際上都落在海面上。在這個意義上,臺灣人倒是很幸運:我們不但擁有陸地上的對跖點(想像一下,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印度人如果想拜訪自己家鄉的對跖點,還無處可去呢),而且很巧合的是,臺灣的對跖點附近,正好也有個地方叫做「福爾摩沙」(只不過不是在巴拉圭,而是在阿根廷鄰接巴拉圭的領土上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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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森鬆的中華民國大使館。全世界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數量仍在不斷減少當中,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到這個稀有的東西。 圖/作者李易安提供。

另一個特別的意義則是,巴拉圭是中華民國目前僅有的22個邦交國中的其中一個,也是中華民國在南美洲的唯一一個邦交國。也就是說,「人緣不好」的中華民國,居然在距離自己最遙遠的地方,交到了一個「朋友」。中華民國駐巴拉圭的代表處,可以名正言順地掛上「大使館」、「領事館」,而不再需要用曖昧不明、半官方的「經濟文化辦事處」來兼顧地主國的政治正確。對於早已習慣護照不獲承認、簽證常常得另紙核發的臺灣人而言,來自家鄉的大使館,反而是一種奇觀;許多來巴拉圭的臺灣揹包客,甚至把「中華民國大使館」當作景點,專程前來朝聖。

我第一次進入巴拉圭,是從玻利維亞搭車過來的。和玻利維亞接壤的巴拉圭,是一大片被稱作「大廈谷」(Gran Chaco)的貧瘠荒原。

1930年代,這裡曾是巴拉圭人與玻利維亞人兵戎相見的戰場,於是又被稱作「綠色地獄」,今日看起來,這個稱號倒是名符其實。因爲地理與氣候條件實在不適人居,巴拉圭政府甚至無法將邊防站設在邊界上;車子進入巴拉圭後,得再行駛一百多公里,才找得到人在你的護照上蓋上戳章,歡迎訪客正式入境。

過海關檢查行李時,穿着汗衫的軍人瞥了一眼我泛着慘綠的護照,挑眉問說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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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連忙一邊答覆,一邊把全身的細軟家當翻出來給他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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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把護照還給我:「我知道你們不是China Roja,他們不是巴拉圭的好朋友」,接着彎腰下去翻攪我的揹包,虛應故事。China Roja的意思是「紅色的中國」,指的自然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,但究竟「紅色」的來由,是他們每天工作必須翻看的護照封面顏色,還是沿用政治陣營分野的代號,我不知道。

軍人的話,讓我後來在顛簸的車程中回味許久。「臺灣的那個中國」,和臺灣人經常試圖抗拒被稱作的「中國的臺灣」相比,兩者的從屬關係恰好顛倒了過來,除了讓我有些無法適應,還隱約覺得「臺灣的那個中國」這個說法,在邏輯上有些弔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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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邊境,只有戍守邊疆的軍人陪我們等便車。 圖/作者李易安提供。

在巴拉圭,「中華民國」纔是真正被承認的中國,也就是說,臺灣人所代表的中國,纔是合法的中國政權。進一步想,臺灣人在國外,如果出於現實因素必須自稱「來自臺灣」,往往是爲了規避不必要的麻煩,比如向邊檢人員聲明「臺灣護照持有者不需簽證」;畢竟,要將自己護照上燙金印着的「Republic of China」,和今天剛剛崛起、能見度較高的那個中國區隔開來,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然而,在承認中華民國的巴拉圭,提起「中國」的時候,法理上指的本就應該是位在臺灣島上的這個政治實體。循此,我們還有稱呼自己是從臺灣來,而不是從中國來的必要嗎?

「一箇中國、各自表述」作爲模糊性的「政治發明」,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謬與矛盾:那是內涵空洞、不做承諾的話術,然而可以彈性替換意義的空洞符號,卻恰好也是「一中各表」的價值所在。事實上,模棱兩可的修辭藝術,本就更貼近政治的本質。有趣的是,那些跟「正統中國代表權」有關的爭奪與話術,恰是在「理應承認臺灣版本表述」的巴拉圭,顯得特別弔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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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路經過草原上幾個由德國移民開墾的小鎮後,我們終於抵達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(Asunción)。

亞松森,是個和臺北有些神似的城市。巷弄間,有用擴音喇叭招攬生意的摩托拼裝車,叫賣的腔調和我們熟悉的「修理紗窗、紗門、換玻璃」如出一轍;馬路旁,有大量年久失修的殖民建築,而低矮的違章建築和自營聚落,則和國家的權力中樞與政府機關比鄰而立。1970年代,許多來自臺、日、韓的移民,則爲這個南美魔幻大陸上的城市,更增添了些許亞洲風味。

打開地圖,亞森鬆市區西南方一個角落裡的「Chiang Kai Shek」(蔣介石)吸引了我。

作爲「自由中國」在南美洲唯一的堅定盟友,巴拉圭有條紀念盟友領袖的馬路本來再自然不過;但對我而言,去看一個早在自己國家,經歷未竟的轉型正義、開始被重新定位的名字,被冠名在異國的街道上,仍然是一件吸引人的事。

不過在南半球要尋找「故舊」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。從鬧區出發,得頂着盛夏烈日走兩公里半、穿過無數破敗頹圮的街區,才能抵達這裡。蔣介石大道筆直寬敞、路中央還有帶狀的小公園,在工整的道路網中,是條45度角的斜線,因此每個街口總是複雜多向的交叉。這裡不是引人注目的街區:大門緊閉的住宅全都無關緊要地堆在路邊,好像隨時可以被午後的熱浪融化掉,也不會有人注意到似的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蔣介石大道的起點,居然有個所有臺灣人都再熟悉不過的挺拔身影。站在蔣公腳下,我驚呆地看着碩大的銅像,被烈日投影在巴拉圭塵土飛揚的街道上,偶爾有小屁孩追着踢飛的足球經過。和世界上大多數紀念物的下場一樣,蔣公銅像被人們視而不見,成爲街景無意識的一部份。除了銅像,帶狀公園裡還有中式的涼亭、座椅、街燈,上頭標註着「由中華民國大使館捐贈」的字樣。這些成套的中華風格街道傢俱,都在支撐着以蔣公爲首的紀念功能。

蔣介石大道的起點,這個所有臺灣人都再熟悉不過的挺拔身影。 圖/作者李易安提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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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像後方,還有一系列「中式」的街道傢俱;巴拉圭人在中式涼亭里納涼,大概是全巴拉圭最「違和」的風景。 圖/作者李易安提供。

「由中華民國(臺灣)大使館捐贈」。臺灣揹包客來此,大概還能看看我們納的稅,繞過半個地球之後變成什麼。 圖/作者李易安提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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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公銅像在這裡的格格不入,讓我想起那些由外來移民聚居形成的「飛地」。不過,在那些移民飛地裡,維繫記憶、並持續繁榮的是一羣活生生的人,他們榮辱與共,透過生活,將文化的根紮在異地的土壤裡;而在蔣介石大道上,營造飛地的,卻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死人。安置那尊銅像,甚至不用地基。

公園裡,有個坐着乘涼的中年男人,饒富興味地看我拍照,並且問我從哪裡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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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灣。」

他搔了搔頭,大概是有點苦惱,不太確定這個地名可以怎麼繼續話題,「那個銅像呢?你來看他?他是哪裡人?韓國人?中國人?」

我頓了一下,想想這問題牽涉的複雜性,以當時的氣溫來看,可能足以導致我們兩人一起在路邊中暑。所以我決定簡單地說,「不,他也來自臺灣。」無論如何,銅像來自臺灣,這個應該是錯不了的。

一如其他移民飛地,「蔣介石大道」的超現實,是深深鑲嵌在「日常性」中的對比與錯置:再普通不過的「中式」建築,以及再普通不過的巴拉圭民居地景。由此,要體驗這裡的荒誕,最好的方法(也是最尋常的方法),即是從一片巴拉圭式的都市紋理中,就這樣一頭撞進「臺灣的那個中國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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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,我帶着微微興奮從大道頭走到大道尾。不只是驚異於這樣一個大道和銅像,會出現在巴拉圭的典型街道上,也是因爲這個再尋常不過的巴拉圭街道,僅僅因爲命名、粗糙的人造物,以及平行輸入的集體記憶,就能成爲某種奇觀,並且只有臺灣人(或中國人)可以意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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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普通不過的蔣公銅像,以及再普通不過的巴拉圭都市地景。 圖/作者李易安提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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